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地缘冲突迭起，2022年全球经济金融环境不确定性走高，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与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存在较大外溢风险，并从三个渠道影响新兴经济体，但不同区域所受影响存在分化。中国银行研究院日前在北京发布的《2022年二季度经济金融展望报告》分析认为，新兴经济体资本外流压力加大。在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的背景下，全球流动性趋于收紧，新兴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动趋势面临逆转。

历史经验表明，在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阶段，资本从新兴经济体回流美国的趋势较为明显，且回流资金主要是美联储量化宽松阶段流入新兴经济体的资金。例如，2010-2012年，当美联储处于宽松周期时，新兴经济体跨境证券资本保持净流入，而当2013年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表示美国将逐步退出量化宽松举措后，全球金融市场剧烈震荡，跨境证券资本大幅流出新兴经济体，出现“缩减恐慌”。2015年美联储正式加息，当年新兴经济体整体跨境证券资本净流出规模达到3747.5亿美元。2020年受疫情和年初的国际金融市场震荡以及“美元荒”影响，新兴经济体跨境证券资本净流入规模大幅下降。2021年在美联储超宽松财政货币政策刺激下，新兴经济体吸引的跨境证券资本流入又快速反弹。2022年以来，伴随着全球通胀高企，美联储加息预期强烈，叠加俄乌冲突引发的避险情绪，国际金融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新兴经济体再度面临资本外流压力。在此过程中，金融脆弱性较为突出的新兴经济体可能受到更大冲击。其中，拉美地区的外债占比大、外商直接投资占本国投资的份额高，非洲地区外资依赖程度较高，恐面临较大的资本外流风险。

当前，受通胀预期上升、发达经济体加息政策推动，全球利率水平处于上行区间。截至3月4日，美国3个月期国债收益率和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较1月4日分别上升0.25和0.81个百分点，带动新兴经济体短期与长期收益率上升。

据国际金融协会(IIF)报告，2021年新兴经济体债务创下95.7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宏观杠杆率高达247.8%，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约63.6%，同样处于历史高位。其中，土耳其和智利的美元总债务占比分别高达59%和50%，阿根廷政府部门的美元债务占比为40%，巴西、沙特阿拉伯和墨西哥的非金融企业美元债务占比均超10%。在新兴经济体债务规模大且美元债务占比高的背景下，全球利率水平上涨进一步加重新兴经济体债务负担，增加了债务违约风险。

尤其是2月24日俄乌冲突以来，新兴市场明显跑输发达国家，同时新兴国家还伴随着资金流出和汇率贬值。据中金公司研究部分析，究其原因，除了风险偏好，本土疫情，又或制裁牵连担忧外，新兴市场面临的“麻烦”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全球美元流动性拐点，二是俄乌局势供应冲击放大部分新兴的经常账甚至财政“双赤字”压力，政府部门现金流恶化又会放大流动性拐点下的脆弱程度，加大以此现金流为估值依据的资产价值(主权债和汇率)。中金公司研究部从4个维度构建了指标体系(疫情、经济基本面、违约风险、政策风险)，发现新兴市场中阿根廷、南非、埃及、哥伦比亚等指标相对更为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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