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收益债券一词来源于美国债券市场，主要指评级在BBB及以下或不具有评级的公司所发行的债券，通常在发行时即以高票息或低折扣作为信用风险补偿。而国内高收益债并无明确定义，目前主流机构通常将8%以上的信用债定义为高收益债。

作为一名投资经历丰富的业内人士，执古资本总经理李臻对高收益债券投资非常看好，他指出：目前是高收益债投资入场的绝佳时机。

走进高收益债+困境投资基金

李臻指出，高收益债具体分为三个主要板块：高息债、垃圾债及违约债。而困境投资基金(Distressedfund)属于高收益债投资中专门投资“陷于困境”的证券或公司，以低价投资于违约或接近违约的高收益债券、破产或接近破产的公司的股票等，并等待其通过债务重组及盈利能力和现金流的修复而恢复估值，最终套现离场。

在李臻看来，目前，中国高收益债券投资正当时。2021年4月，标准普尔发布报告《中国境内债券市场：国际投资者的最后一片蓝海》。从2019年起，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截止到2021年年末，国内债券总存量131.2万亿元，而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总市值为91.7万亿元，债市规模显著高于股市。根据国金证券的统计，截至2021年10月末，国内信用债市场共有830支高收益债，存续余额为7929.6亿元。

同时，“国内债券市场核心投资者主要为银行、保险、券商及公募基金等，风险厌恶等级较高。‘与面临突发事件所带来的一致性风险切割’的操作风格，为中国的高收益债券市场提供了足够且长久的策略空间。”李臻进而表示，债券市场目前风险频发，这反而为高收益债投资人入场提供了绝佳的时机：在避险情绪主导市场的情况下，信贷萎缩，违约率飙升，价格下挫，投资者恐慌性抛售，资产供过于求，但高回报的投资机会将就此显现。

具体到困境投资基金，李臻指出，在海外，困境投资基金已成为成熟投资流派，众多巨头参与其中。而我国困境投资基金发展迎来绝佳机会。2018年以来，信用违约明显加快，违约债市场不断扩大，2019年及2020年违约债券数量和金额仍然保持在高位，同时千亿校企北大方正、清华紫光违约、千亿房企泰禾集团违约、AAA国企华晨集团、永煤控股纷纷违约，单个发行人的违约规模不断增加;截至2021年9月份，华夏幸福、蓝光发展等巨头纷纷爆雷。市场极度恐慌而造成许多信用债被以低价抛售。

违约并非意味着债券价值的湮灭，亦可能是绝佳投资机会。李臻认为，国内的违约债市场正逐步走向成熟，根据统计，即使进入破产重整的平均方案偿付率亦可达到28.92%，还有相当部分违约债券展期后实现足额兑付。“目前，我国违约债的处置方式不断的丰富，主要包括：破产诉讼、债务重组、自筹资金偿付、第三方代偿、抵押物处置、诉讼仲裁、实物抵偿等等;发行人的违约后处置方案更加细化，有越来越多的偿债方案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大的选择空间。”

把握分散化投资逻辑

与投资股票拥有股利和价差两个收益来源相类似，债券投资的收益也来自票息和价差，但区别在于股票投资者的收益预期基本均来自于价差，而国内债券投资策略主要视票息为核心收益来源。但对于高收益债投资策略而言，其盈利点主要来自于债券价格波动带来的价差收益。比如，违约债投资逻辑在于，某家公司出现负面信息时，其资产价格会出现错误定价。例如，一只债券的到期价格本应是110元，但因出现违约或风险事件，市场恐慌情绪将价格打至30元、20元甚至更低，而实际上该发行主体的清算价值也远高于此。

在李臻看来，高收益债券投资要寻找的并非“确定性”，而是“风险收益不对称”，或者说“极度不对称”的机会，所以，要“分散投资、严选标的、事件驱动”。

“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分散化投资是重要的基底策略，最大化消除单一主体风险对于组合的影响，获取市场成长的稳定收益。

“选择最好的鸡蛋”，严选标的。高收益债市场策略需要充分吸收和融入中国资本市场，鉴于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特殊性，发债主体的使命角色，财务考量的比重，都需要高收益债市场投资者更为细致的分割并建立自己特殊的分析体系。

“在最好的时间用最好的价格买到鸡蛋”，事件驱动。国内债券市场投资主体以金融机构为主，金融机构普遍以安全性为投资第一考量，在风险事件发生时会产生一致性的同趋势抛售潮，导致短时间市场买盘枯竭，债券价格下行，收益率快速上升。而这“黄金时间”内，会出现风险无序蔓延的情况，从而出现同行业、同周期、同类别的其他优质发债主体债券被错杀，从而出现优质主体错杀机会。在恐慌潮之后，大量债券价格会持续修复。

针对高收益债券的投资难点和特点，李臻并表示，与海外市场相比，我国的高收益债市场发展较晚，且国内债券信用评级普遍虚高、区分度较低，所以无法通过发行主体或债券的评级来对高收益债进行定义。具体而言，由于高等级发行人发行量较大，因此目前信用债存量按主体评级分布来看，AAA评级的债券余额占比达到了59%，AA+评级则只占到了22%，AA级占比17%，AA级以上合计占比高达98%。

不过，尽管财务指标算不上出色，中国高收益债的信用资质绝对不等同于美国式的高收益债券。更多的是融资困难，债务沉重，周期性的行业衰退导致的金融机构对于其主体债券的一致性抛售。

也正因如此，高收益债的投资、交易、回收过程均具有较高的门槛，因此需专业机构对投资标的进行深入研究，以及结合债券标的价格，对值博率进行综合判断。同时，债券违约后通常会停牌并转为场外交易，通过非交易过户、拍卖等方式进行交易，只允许合格机构投资者参与，具备较高的门槛。

“在这一方面，私募机构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私募基金主要交易对手方为主流金融机构，得益于制度红利，私募基金更易获得极具投资价值的高收益债券，为基金带来超额收益。”李臻最后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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